1840年的鴉片戰爭打開了封建中國的大門。隨著西方商品、文化和政治力量的涌入,中國開啟了它的現代化進程。在這個過程中,作為舶來品的“律師”也隨著東漸的西風在中國播下種子、生根發芽、茁壯成長,到民國已經成為近代中國社會中的一個重要階層。

　　法者,國之重器。無論是國家權力的建構還是市場經濟的運行,無論是社會倫理的規范還是個人行為的指引,法律在國家、社會與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發揮作用。中國的現代化,也是中國法律制度的現代化。近代中國變局的一個重要層面,便是延續數千年的中華法系的死亡與西方現代法律制度與思想的移植。從清末的立憲到民國的約法,從巴黎和會的交涉到治外法權的廢除,從抗日愛國到施行憲政,從工人組織到女權運動,從司法獨立到表達自由,均可見律師在其中參與、推動甚或領導的身影。律師的歷史本身也構成了我們了解民國乃至整個中國近代史的一扇窗口。

　　律師登上中國歷史舞臺的起點可以追溯到清末。當時清廷無人熟習現代國際法律,只能依賴外國律師處理外交事務。中國歷史上的第一任對外全權使節便是由美國律師蒲安臣擔任。在他的主持下,中國和美國簽訂了相對平等的《蒲安臣條約》(也即《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約》)。隨著不平等條約對于領事裁判權的確認,在通商口岸也逐漸出現外國律師代表華洋當事人處理糾紛。由于對外國律師操持國務懷有疑懼,在接受西方法律教育的華人逐漸受到清廷的重視。在這一背景下,畢業于英國林肯律師會館、獲大律師資格的伍廷芳被延攬加入李鴻章幕府,后在清廷歷任要職。

　　伍廷芳為律師制度的引入做出了卓越的貢獻。1905年,時任修訂法律大臣的伍廷芳會同沈家本奏請設立法律學堂。他們建議在京師專設法律學堂,教授法律原理、大清律例以及各國憲、刑、民、商諸法。并設速成科,習刑律、訴訟、裁判等法。在伍廷芳等人的推動之下,清廷開辦法政學堂,派遣留學生修習法律,設立法政科舉人、法政科進士,為中國本土律師群體打下了最早的基礎。然而,律師制度的正式建立,卻要等到民國紀元之后。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同年,江蘇都督程德全宣布江蘇獨立,不久便在省內頒布了《律師暫行章程》。1912年,蔡寅等十四名留日法科學生提請上海都督陳其美準設“中華民國辯護士會”。其他如蘇杭辯護士會、江寧律師會、南京律師公會等亦紛紛設立。律師制度在缺乏中央立法的情形下,于地方層面運作起來。

　　1912年9月北京政府司法部頒布了《律師暫行章程》,標志著中國律師制度的正式建立。此后,全國律師人數逐年增長。以北平為例,從1912年至1937年,北平律師公會的成員從41人發展至1261人,增長了近30倍。